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——中国水运报社驻沪记者白庆虹

来源:时间:2016-09-14字体:[ 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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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 从接触新闻专业至今,整整十年。读书、实习、工作,读过不少典型人物事迹报道,也有幸与各行业的先进人物面对面交流,却不曾料想有一天也会写写自己。

说来是有些惭愧,因为在我看来,自己所践行的“两学一做”,和身边的同事们并无二异。学习党章、修炼党性、融入日常,仅此而已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一样,那也是两个特殊标签带来的:我是驻外记者,也是新手妈妈。

2014年初,我被报社派往上海常驻。远离单位、远离同事,和家人天各一方。在喧嚣的大上海,我一个人采访、一个人写稿、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……更加难以想象的,是我居然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。生性开朗的我那时候不断告诉自己: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。

靠着这样的自我暗示,两年间我与海事、航道、救助以及水运企业等对口单位保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,这边刚刚采访完毕,那边为了赶时效第一时间传稿件回报社,经常忘记吃饭。地铁上、公交里,甚至街边的咖啡店和快餐店,都有过我驻足写稿的经历。遇到深度稿件的采写,也不乏通宵达旦的体验。

有阵子在朋友圈转载颇多的一篇文章《记者是个奢侈品》,出自香港文汇报记者赵鹏飞,他记录了许多工作中遇到的各色各样的同行,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——有个姐们儿北大毕业,做记者也很多年。有一次一起采访,见她随身带了一个保温包包。一问才知道,孩子还没断奶,出门采访就得一整天,只好把奶挤出来放在保温杯里存着,等晚上到家了再给孩子吃。我是个爷们儿,当时眼泪就下来了。为了装坚毅,还一个劲的说三月春风似剪刀。

怀孕期间看到这篇文章,我还标注并转发给先生看这部分。记得当时他问我,“你不会也要这样吧?”,“当然不要,多麻烦,上班之后吃奶粉就好了。”然而,后面的事实就啪啪打脸了。

今年7月,得知同事也休假而上海的新闻采写空缺后,我提前一个星期结束产假回归到工作岗位。既要工作又不想让还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留守婴儿,无奈之下我只能带着家人一起。怎料小孩十分抗拒奶粉,我工作外出时他不惜拒绝进食以示抗议,而我内心的柔软经不住母性的呼唤,于是到上海没几天,,我就准备了背奶装备,开始我边上班边背奶的生活。

如果是朝九晚五的工作,可能对一个职场背奶妈妈相对便利,然而对于驻外记者来说,完全是全新的挑战。因为工作时经常跑来跑去,今天在浦西,明天在浦东;今天在机关,明天在一线。这样的工作模式导致我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背奶,因此很多时候我只能左手一个电脑包、右手一个背奶包。

“出门五分钟,流汗两小时”,类似的调侃形容今年盛夏的上海其实特别真实。遇到的许多的采访任务,要持续一整天。为了防止背奶包扛不住高温天,我不得不在里面塞上重重的蓝冰和冰袋,自我感觉完全就是“行走的冰箱”。那段时间,我去到码头、港口,采访一线的港航工作者“是什么支持你们在40度的高温下坚持工作”。现在回想,自己不也是40度高温下与他们同在一线奋战吗?不过,总是从心底里觉得,采访是我的本职工作,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,都是理所应当。

7月中旬的一天,我去浦东海事局采访,公交换地铁换公交,单趟就要近3个小时的路程。那几日上海高温爆表,连续逼近记录极值,我背着两个沉甸甸的包,踩着发烫的地面前行,心里对葛优的北京瘫很是羡慕。当我迎着朝阳去门,踏着夕阳晚归后,还要对一天的采访素材整理并写稿,忙完后已经临近晚上十二点。

有次和编辑在沟通稿件的时候,她说起我经常传给编辑们的稿子都是晚上十一点以后,才发现自己真的挺能“熬”。

最令人尴尬的,是有次在上海海事大学采访,我在开会的间隙躲在卫生间背奶,逼仄的空间和不流通的空气夹杂在一起,让人窒息。

印象深刻的还有8月初去崇明海事局横沙办事处采访,由于横沙岛对外交通只有坐船,我们登上海巡艇前往。那天虽然温度较之前下降但风浪明显与往日不同,海巡艇靠泊时上下晃动不停,艇岸之间至少30厘米的缝隙没有任何防护措施。对海事局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习以为常,我却打心眼里发怵。来都来了,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后来我牢牢抓着岸上的把手,在同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安全往返,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。

学是基础,做是根本。我所理解的“两学一做”,就是内化于心,外化于心,时时刻刻用一名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,立足本职工作,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力量,为水运行业发声,传播更多的交通水运新闻。